当前，“中国的确面临着一个如何优化战略选择的问题：是继续走工业文明的全过程再向生态文明过渡，还是取工业文明所长而避其所短，直接瞄准生态文明目标?”正所谓不破不立，我们应该从传统工业化模式中“突围”，跳出原有的思维方式、超越原有的价值观念，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吸收发达国家城乡发展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生态文明的新视野中，扬长避短，既要发展，又要创新，在不断创新中求得不断发展，使西方工业社会发展中的不可能在中国变成可能，开辟一条非传统式又非西方化的城乡生态化发展之路，实现城乡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跨越，直接瞄准生态城市的目标。
    
       然而，我国城乡发展方向定位为生态城市不仅仅是城乡发展战略转变、跨越的问题，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它需要转化为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制度、思想和行动，即将城乡发展的价值取向、政策导向、建设行为等都要奠定在一新的基础之上，对物质建设与心灵建设、科学技术与人文关怀、法律制度和道德培养、硬体结构与软件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调整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而是积极、主动地创造，这需要政府行为，同样也离不开社会的广泛参与。走城乡生态化之路，建设生态城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当前，在我国建设生态城市的过程中，应采取以下方略： 
    
       采取积极措施，缓解城乡冲突，促进城乡平等、协调发展。缓解城乡矛盾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给予城市与乡村平等的发展机会，它涉及到政策体制、城市化模式、产业结构等方面，这并不是要把农村都变成城市，而是把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使之在相互促进中共同发展，走向富裕、文明。
    
       中国目前约有70%的农业人口生活在农村，对自然条件保持着直接的需求，可以说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这“三农”问题是缓解城乡矛盾的重中之重。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过程经历了人口向城市集聚到郊区化、逆城市化最后到城乡融合发展等阶段。我国城市化进程目前已由初级阶段步入加速发展阶段，如果沿袭传统城市化模式，必然要伴随大量的农村人口迁人城市，对于有着庞大农业人口基数的中国，其结果可想而知，它不仅造成城市更加拥挤、混乱，而且也造成农村“亏空”、抑制其二、三产业发展、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等问题。这种完全集中式城市化必将重蹈西方先集中后分散的弯路。现在我们必须有所超越，把“数量型”(以农业人151转入城市人口的数量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转变为“质量型”城市化(以农业人口、农村发展的文明程度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这就是说，并不是只有农村人口迁入城市才是城市化。如果在农村，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较完善的设施、农业人口能转移到非农产业，这也是城市化。“质量型”城市化通过对农民文化素质和发展能力的提高，提升农村产业结构，使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就近向非农产业转移，避免外出性转移，使之真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可见，它是农民知识化、智慧化，农村经济柔性化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将城市化等同于农村工业化。“质量型”城市化不仅促进农村发展，而且有利于缩短城乡差距，对于有着庞大农业人口基数的中国，这是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可选择的城市化模式。
   
       农村发展遵循“三集中”原则，即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农村工业向乡镇工业园区集中、农业耕地向农场集中，加强农民素质的提高和技能培训，促使农村从分散逐步走向规模化、集约化、农工商综合发展的道路。在条件成熟地区，在农民自愿的基础上，把家庭承包制发展成多种形式的农村经济联合体，改原先“包产到户”的分散式土地经营为集约化经营(也可由大户承包)，实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并使乡镇企业走向产业化、规模化的良性发展道路，使更多的农业人口从土地中解放出来，通过培训和教育，促进农民自身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人口收入也会大大增加，使农村人口的生活居住条件和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同时也促进城乡空间结构的重组。“质量型”城市化将会促进小城镇的发展，而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我们应抓住贯彻中央“小城镇大战略”精神的契机，促进新农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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