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有以下4点：

        成因之一，农民群众没有充分参与。我国传统封建文化中的“为民做主”、“替民办事”，扼杀和阻碍了农民的创业自信心和民主意识的提高。农民产生了依赖思想，认为只要上级派来一位“青天”就可以为他们包办一切。现阶段农民群众不成熟的民主意识以及沉默的习惯，也助长了一些干部“将政绩刻在地球上”的热忱。他们的共同点是特别希望用国家的权力为农民的劳作习惯、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

        成因之二，盲目照搬城市模式。决策者以城里人的眼光、思维进行乡村规划和村庄整治建设，错误地认为城里人所拥有的东西才是现代化的，才是优越的。这是一种工业文明的思想。城里人认为乡下人笨，需要用城里的一套办法来灌输给农民，改造农业和农村。

        成因之三，片面追求政绩和偏好“大工程”、大规模生产的习惯思维。前段时间，某省有几个城市里的干部为村庄整治活动编了一本书，书名就叫《再造乡村面貌》，充满了旧貌换新颜的雄心壮志和工业文明时代挑战自然的豪气。

        成因之四，片面理解“城乡二元经济”。其实，二元经济是对发展中国家早期发展阶段的一种描述，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基本的经济特征，是指经济从完全依赖于农产品的生产状态向生计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状态的转变，这一过程的实现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二元结构逐渐转化为一元，正如钱纳里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我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二元结构，二元性在1970年达到最大，因为此时二元对比系数最低，为16%；改革以后系数上升，意味着二元结构有所缓解和改进，但改进的速度缓慢，并且有再度拉开的趋势。这都表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并不是一直朝着一元化的方向迈进，具有一定的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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