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bjhhlv.com/   来源：华汉旅 赵向东   日期： 2009年12月13日

         中国古典建筑除了内地的官式建筑之外，各地依地域、气候的不同，产生出大量的建筑分支体系与多种建筑形态，而且多结合当地宗教，形成充满神秘色彩的建筑风格。

       据中外藏学家的研究，藏族文化就其总体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而言， 在中国民族文化中居于领先的地位，而宗教范畴上甚至可以与汉族齐躯，它经历了持续稳定的发展过程。藏传佛教建筑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建筑体系，相对于中原建筑呈现向心辐射状态，其分布相当广泛，最具代表性的类型为藏传寺院建筑。无论从建筑技术、建筑规模、建筑艺术、建筑文化等各方面，它都代表着藏式建筑的最高水平。

       印度北部、尼泊尔、不丹等，以及在我国的西藏、青海、川西、甘南、内蒙等地是藏传佛教传播的核心地区。藏传佛教寺院星罗棋布，构成中国宗教建筑的奇观。

       藏式寺院建筑典型的布局形式，是自由发展的开放式布局，整个寺院没有统一的大围墙，外围形状也很不规则，往往是一大片高低错落、大小不等的建筑聚集在一起，似乎是杂乱无章的样子，但在实际上由于大量寺院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陆续建造起来的，不大可能出现规则的布局。但是依照设计者心中统一的规划，在建筑艺术上使统一和变化有机结合，杂而不乱，显得很有章法，颇有山地建筑特色，这也是藏式建筑在总体设计上区别于印度佛寺与汉地佛寺的最大特点（图1）。

      藏式寺院另一种重要的布局形式，就是所谓“曼荼罗”（Mandela）。曼荼罗本是印度文化一个抽象的场所概念，认为绝对的超现实精神力量存在于方形的场所形态中。佛教吸收了这种宇宙图式，并赋予圆满和聚集之意，筑方圆之土坛，以佛教或塔居中，体现出强烈的向心性和四极的含义，密宗以这种特殊的坛场作为本尊神居住地模式，并用以比喻大彻大悟的境地。

       在藏传佛教流传区域当中曼荼罗已超出了仅仅一般的图式的意义，它积淀着创作主体的特有文化方式的观照心态，概括着在一定文化氛围中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涵蕴。它代表着佛教文化圈中审美主体最集中的审美取向与寄托。

       这种“曼荼罗”图式意义推动了藏传佛教建筑的发展定型。曼荼罗宇宙图式的程式化结果就是所谓“都纲法式”——藏区寺院建筑平面的基本形式，它是曼荼罗聚集意义和道场意义的具体化。表现为方形或近于方形的平面元素是藏传佛教建筑寺院单体平面设计的基本特点。建筑型制是纵横排列柱网，外围一圈楼房，装修及门廊内向，殿堂中部通高，有小天井或屋面凸起，在凸起部分的东、南、西三侧面开窗，以此解决殿内的通风采光，建筑主体平面呈“回”形，建筑外形是周围平顶，中部突起木构坡顶（多用歇山式）建筑，整体风格厚重雄壮，虽然外形风格各异，但其中心部分基本保持回形，中部拨起高侧窗。这是一种定型化的建筑规制，因而称之为“法式”。典型如西藏山南扎囊县的桑耶寺，及承德外八庙的普宁寺、普乐寺就是依照这种形式，以建筑形象来表现佛教的宇宙观。即使是后来汉化的藏密建筑也想方设法以多种方式去表现这种图式。

       通过笔者对众多藏传佛教寺院典型实例的实地考察及相应的归纳分析，可以总结出大量藏传佛教建筑的构图实际上就是对具有藏传佛教本体论性质的宗教宇宙图式——曼荼罗和都纲法式原型图式的重新诠释与演绎，不断变异的单体造型或是组群布局就是对各自藏式原型的抽象与创新。这种对思维原型的撷取及加以再创作（re-creation）的设计方法也就是现代所谓类型学与现象学的方法，是适用于当代建筑创作的深层结构的传统建筑精髓。

       围绕着上述曼荼罗及都纲法式等母题，从单体到组群，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经历了长期的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出以下几种建筑模式：

       一、早期的印度式样。代表是西藏拉萨大昭寺的觉康主殿（图4），平面布局上沿着方形大殿的四壁内侧，规整地建置多个类似僧人祈祷室的房间，位于后壁正中的佛教面积仅较一般僧房略大，不很突出，这些都是与中古印度佛教寺院的精舍型制非常相似的，梁枋上的狮形挑头也体现出了印度石造建筑的渊源，平面形式可以看作是后来都纲法式的原型。

       二、尼藏结合式样，这是在西藏与尼泊尔（NEPAL）接壤处多见的建筑形式，是将尼瓦（NEWAR）楼阁建筑风格与藏式碉楼式建筑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形成的样式。如著名的西藏扎囊的桑耶寺中央的三层乌策大殿（图5），下层按藏族建筑模式建造，上层则仿尼泊尔的尼瓦式形象，中层还加入某些汉式建筑特征，乌策大殿的平面布局已和后来的都纲殿楼基本近似，影响了承德外八庙中普宁寺的建筑设计（图6）。

       三、基本藏式，这是藏传佛教建筑的核心类型，曼荼罗与都纲法式的型制都体现得非常明确。建筑群虽然整体比较分散，因地形而建，但各建筑单体或组团外形往往非常规整，具有自我封闭的结构。典型如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图7）。

       四、汉藏结合式及汉藏并列式。在中国甘青地区，即青海省东北部边缘及甘肃省南部，是藏文化的边缘地带，也是汉文化的边缘地带，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决定了建筑文化的交叉性与融合性。这种汉藏结合是建筑形式互相涵化的过渡形式，藏传佛教及其宗教形式的建筑互为因借，共同传播。还有一种汉藏并列式，这是因为藏式建筑深层结构上的设计内容与自然环境、生活习惯和民族审美传统直接相关，长期形成的不同文化心理积淀使二者在深层结构上难以沟通，因此建筑思维上的融合比较困难。故而汉藏结合主要是一些物的层面上具象或抽象的关联，但大体仍可以归入汉藏结合的范畴。汉藏结合/并列式的典型实例如青海黄南地区同仁县隆务大寺（包括郭麻日寺、年都乎寺、吴屯上寺和吴屯下寺等附属寺院）以及青海湟中地区塔尔寺，其中前者藏式风格较为突出，而后者的汉化风格更为明显（图8、9）。

       五、基本汉式。在组群的平面风格上主要是指使用“伽蓝七堂”的标准布局，单体也按照汉地做法的建筑式样，这种寺院除偶尔在一些小的装修部位使用藏密符号，其余形式与一般汉族佛寺无异。典型如青海乐都瞿坛寺，其中第二进院落中有四座瓶式塔，并且部分建筑装修采用藏式风格；又如北京北海永安寺，后部建一巨大瓶式白塔；再如北京的雍和宫，很多装修均属藏风。

       六、藏式建筑符号化表达。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北京与承德等地建置了不少“仿藏式”的藏式佛寺，如承德外八庙中的普陀宗乘庙、须弥福寿庙，北京颐和园后山的须弥灵境等。从设计手法上进行了创造，但在表现宗教气氛方面揉合了一些汉民族的审美传统，和谐的人本主义观念与中和思想仍然渗透于设计当中，多数建筑的风格与装修映射着藏式但并不是道地的藏式，因此，承德外八庙藏密建筑确切的严格定位应算作“在汉族地区仿建的藏式样建筑”，而不应说是“落足于汉族地区的藏式建筑”。但它们的空间与符号所具有的强烈认同感，常常使人置身于藏式的联想中，外八庙成功的类型学设计直至今日仍为建筑界所称道（图10）。

       应当指出，上述各种藏风佛寺的特征变异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各代表性实例只是横向历史的汉化进程中一系列节点，其实质所代表的应是一个汉化的渐变过程。

       在藏传佛寺建筑的汉化演变涵化过程中，从对藏风摹拟的形似到更高级的神似，从创造性地运用藏式建筑语言进行新条件新背景下的变化重组，到分析建筑的内外部空间组织和流线，分析形式、材料与外在环境的相互关系而获得其形式关系与色彩关系原理与原则，以至从深层结构上的类型学意象关联去探索现象与本质的还原以及抽象的有认同感的形式，这也正是通过建筑内在本质选择合适与合理的译码而生成的创新作品，其建筑诠释学法则与建筑类型学法则也具有相当大的现实可操作性。